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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是豫商”人物专访｜李效义：从木工学徒到装修领域的佼佼者2、大别山下，百年前一群青年的殊途同归3、玉门：不再“一油独大”的日子

“我是豫商”人物专访｜李效义：从木工学徒到装修领域的佼佼者

人物名片

李效义，河南省柘城县起台镇人，现为伊宁市虹宇装饰公司、伊利李效义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伊宁市豫商共享经济联合会会长，伊宁市工商联副主席。他从售卖零用物品起步，后学习木工，经历十几年的发展，一步一个脚印，以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和深厚的社会责任感，破茧成蝶，从木工到老板，他的每一步都坚实而有力。

拉“大锯” 锯破家徒四壁

近日，记者见到了伊宁市虹宇装饰公司董事长李效义，面对记者询问自己的创业经历，他娓娓道来。

1980年，家中贫困的李效义毅然决定外出工作来补贴家用，由于没有一技之长，他选择了一条入手简单的行业，那就是售卖小商品。

“那个年代没有固定摊位，每天走街串巷的售卖，很辛苦，日进斗金虽不现实，但每天十几元的收入已足够让当时的我感受到自立的喜悦与成就感。”李效义说。

李效义深知没有一技之长，只靠每天走街串巷的售卖小商品不可能养活一家人，在几天的深思熟虑后，他毅然决定前去学习木工手艺。三年的木工学徒生涯中，他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从最基本的拉大锯开始，到掌握复杂的家具与门窗制作技艺，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坚持。学成后，他带着一身木工技艺的李效义前往郑州，在表哥的帮助下进入了一家装修公司。

据李效义介绍，刚到公司，他便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两个马凳的制作，迅速获得了同事们的认可。从此，他开始在装修行业崭露头角，从最初的学徒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承包商。在郑州的几年里，他通过自己的视角观察这个行业，使他拥有的创业打拼的想法。

婚后的李效义选择回到老家商丘，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在商丘的三年，他通过高超的装修技术，让他在当地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离家创业 扩大业务规模?

1990年，为了扩大自己的业务规模，李效义离开商丘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在北京短暂的停留后，他转战天津，继续深耕装修行业，几年的摸爬滚打，让他积累了丰富的行业资源和人脉。

“来到天津我才发现，城市越大，机会越多，在天津的几年里，我接触到了更新的装修技术和以前了解不到的装修材料和知识。”李效义说。

1997年，李效义跨行业成立了吉祥搬家公司，当记者问到为什么要成立搬家公司时，李效义说：“当时这个行业很少有人从事，行业发展的机会很大。”公司发展取得很大的成功。两年后，他又将目光投向了装修材料市场，在大港油田二分厂租下门面，开始了五金、装修材料以及铝合金门窗加工的销售与加工业务，实现了事业的又一次飞跃。

到了200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效义从亲戚口中得知新疆伊宁市的发展潜力巨大，他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将天津的业务交给亲戚打理，只身前往伊宁市，在伊宁市月亮湾建材市场租下门面，开始了新的创业之路。

“刚到新疆，面对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门店一直面临着亏损，有时候就想到要回老家，但是既然出来闯，就要闯出个样子来。当时每天谈生意跑遍了当地的大厂，新疆地盘很大，开车开一两天也是正常的。”李效义说。 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不懈的努力，逐渐实现了从亏损到盈利的华丽转身。经过几年发展，他的业务规模迅速扩大，涵盖多个行业，年流水额突破千万大关，并成功创立了伊宁市虹宇装饰公司，成为了当地装修行业的佼佼者。

回馈社会，情系桑梓

在事业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李效义始终不忘回馈社会、造福家乡。他深知在外打拼的河南老乡们的不易与艰辛，于是成立了伊犁州河南商会和伊宁市豫商共享经济联合会等组织，为在疆的河南籍企业家搭建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此外，他还多次组织捐款捐物活动，2022年为贫困学生捐助价值7万元的物资，同年8月，为灾区群众送去温暖和关爱，捐菜价值4万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对于未来，我的内心充满了信心和期待。下一步我将和商会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和提升服务质量，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也将继续关注和支持家乡河南的发展建设，为河南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李效义说。（蒋?华山?）

大别山下，百年前一群青年的殊途同归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开国大典上，63岁的湖北黄冈人董必武站在毛泽东身旁。他是唯一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党的一大，又一同参加开国大典的人。

董必武纪念像。 红安县宣传部供图

与董必武一样，当年怀揣救国救民理想从大别山下的家乡出发，穿越重重关山踏上漫漫征程的优秀青年中，同为党的一大代表的陈潭秋，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生命已定格在6年前的新疆；爱国诗人闻一多，3年前因“拍案而起”，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回龙山下的林育南、林育英兄弟，为建立新中国献出了一切却没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

看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黄冈人，47岁的胡风正在为崭新中国而创作，他高呼“时间开始了”；64岁的熊十力正隐居在广东番禺观海楼，不久后这位著名哲学家、新儒学理论奠基人就接到了董必武和郭沫若的联名邀请电报；48岁的王亚南正激动地拥抱新中国的诞生，他刚经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从香港来到了北京，在清华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

60岁的李四光，还身在海外，他在当地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激动得热泪盈眶，决心回来建设新中国。为了冲破重重阻挠，李四光秘密渡过英伦海峡到法国，再抵达瑞士，踏上了曲折的回国之路。

百年前，这群鄂东青年为了救亡图强的共同目标，先后走出大别山南麓，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寻求理想的救国之路，他们或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救国道路，或致力于科学救国，或投身于教育救国……

新中国的成立，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是人民和历史的最终选择。历史开启了新篇章，这群鄂东青年犹如黄冈境内六水并流汇入长江，最终殊途同归，汇聚到建设新中国洪流中。

时代之问：中国该往何处去？

1919年5月底，一封信从北京送到了大别山南麓的回龙山下，收信人林育英读得“有时高兴地笑了，有时咬着牙齿生气，最后鼓起劲来决定干”。

信中，堂弟林育南向他介绍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事，他号召林育英“在乡下也干起来吧”。

同一时期，20岁的闻一多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参加五四运动后，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不敢言……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

青年在五四运动中觉醒的时候，陈潭秋与董必武在上海相识。当时，陈潭秋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而住在渔阳里的董必武，受到同乡李汉俊的影响，开始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们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由迷茫走向觉醒的年代，国家命运决定着个人命运，以他们为代表的先进青年思索着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李四光、闻一多、王亚南、熊十力……这些黄冈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个时代命题。

此时，30岁的李四光刚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准备回国，途经巴黎时，他创作了我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传递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艰难前行，对光明充满信心的激昂之情。

早在16岁时，在日本留学的李四光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熏陶，成为孙中山在日本组建同盟会时的第一批年轻会员。袁世凯上台后，他感叹“革命理想无法实现，一时找不到出路，陷于彷徨之中”。1913年，他远涉重洋，到了英国伦敦学习地质学，探索科学救国之路。

与李四光同为“黄冈四杰”之一的熊十力，青年时在湖北新军中组织秘密社团，奔走于推翻帝制的反清革命，后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深感“革政不如革心”，为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决心弃政从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

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此后，他以《易传》为宗，独创“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成为当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面对迎面而来的西化思潮，他以“掉背孤行”的精神全力抗衡。

五四运动两年后，21岁的王亚南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学习教育学。这位黄冈青年受到当时“教育救国论”风潮影响，以此作为救亡图存的突破口。然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投笔从戎的他为残酷的现实感到迷茫和心痛。由于生活所迫，他从上海辗转到了杭州栖身大佛寺中。

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刚刚大学毕业、生活无着的郭大力。两人一见如故，谈论起国家前途，王亚南问：“你读过不少政治经济学著作，依你看改造社会应当从何入手？”

郭大力告诉王亚南，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我意改造社会，应从经济制度着手。”王亚南深感赞同。两人拟定了“大佛寺计划”，商定一起翻译《资本论》等经济学名著。

潜心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被誉为“一个非常刻苦的学者”。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伏案工作一两个小时，然后外出散步，回来用完早餐后，继续工作。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大革命失败第二年，闻一多出版了诗集《死水》，用“一沟绝望的死水”来形容当时满目疮痍、腐败破落的旧中国。

要知道，这位爱国诗人在国外留学时，还曾满怀激情写下：“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其实，这一沟绝望的死水下已然暗潮汹涌，新的希望正在泛起涟漪。

星星之火：最早的农村党组织

“1921年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学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9个临时寓客……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陈潭秋故居纪念馆内，保留着他写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这湖北口音里就有3人来自黄冈——35岁的董必武、25岁的陈潭秋和27岁的包惠僧。

开完一大回到武汉的陈潭秋，与一心想要教育救国的胞弟陈荫林，有过一段“道路之争”。有一次两人下棋，北京大学毕业的陈荫林说：“有一个德国家庭，父亲是保守党，哥哥是社会民主党，弟弟是共产党，各人参加自己的政治活动，回家只谈家事，不言政治。”

陈潭秋并不灰心，有意与陈荫林回忆家庭的衰败和家乡的凋敝。两人开展了一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争论。

到了开学季，陈荫林把接到的学校聘书一一辞退。“这些现实教育了我，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他最终放弃教育救国，投身于湖北的农民运动，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恽代英、林育南在回龙山下八斗塆成立了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共存社，在沉沉黑夜中燃起湖北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火种。得知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他们主动取消共存社，自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天，八斗塆党小组宣布成立，成为我国最早的农村党组织。

星星之火刚刚点燃，反动派的镇压就朝着陈潭秋、董必武家乡扑来。

在位于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村的陈潭秋故居纪念馆，馆长丁海舟向记者讲述一段往事：革命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密谋抓捕陈潭秋，却找错了村子。听到枪声的陈潭秋立即撤离，家人躲到了山上。他们再回来时，看到被反动派烧毁的房屋，只剩下一个石门框。

这不只是一家人的劫难经历。红安县城发生了同样的悲剧。

“蒋介石派人一把火把房子烧了，就连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也砍了。”站在董必武故居里，董必武侄孙董绍刚指着重建的几间灰砖房说，“那一次家里30多口人东逃西散，有的跑到乡下亲戚家，过起隐姓埋名的日子。”

这更是一个党的艰难岁月。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现在生活也很困苦的，绝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除极少数人以外）了。”1933年，陈潭秋在写给三哥和六哥的一封亲笔托孤家书里这样说。为了解决“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他奋斗至死。

1950年初，陈鹄站在学校布告栏前，盯着一则“小豆腐块”消息。多年来，他内心残存着父亲还活着的希望，在那一刻彻底破灭了。

他还记得，上面写着“杀害陈潭秋等烈士的罪犯伏法”。

陈鹄一直期盼着和父母相聚，抗战爆发后，他只知道母亲牺牲的消息。1942年，他找到董必武打听父亲的下落。“董老告诉我，他们在1930年代就分别了，之后再也没见过面，只知道父亲去了苏联。”陈鹄回忆道。

陈鹄当年不知道的是，红军长征后，父亲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后来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9年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当新疆军阀盛世才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陈潭秋被捕，1943年被秘密杀害于狱中。这一消息很长时间不为外界所知，甚至到了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还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殊途同归：时间开始了！

“他首先不问政治，如果要问政，就是参加共产党。”6月16日，71岁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家闻黎明，在家里向记者讲起爷爷闻一多的往事。

30多年前，闻黎明决定重新认识自己的爷爷，为此他不但埋首旧纸堆，还重走了闻一多当年赶赴西南联大的路线。

闻黎明告诉记者，1944年，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后，身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闻一多已在公开批评国民党。彼时，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华岗到昆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统战工作，闻一多成为其争取的重点对象。

与华岗的接触中，闻一多开始了解到共产党的政策，逐渐有了参加共产党的想法。“华岗告诉闻一多，当时需要顾全抗战大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如果你加入共产党，就会被戴上红帽子，比不上你在党外说话更能发挥作用。”闻黎明说。

1946年7月，民盟负责人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4天后，他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为建立新中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1949年，蒋介石曾派人劝说熊十力去台湾，被熊十力断然拒绝。这年5月，熊十力得知武汉解放的消息，激动地在记事本上大书“解放了”三个大字，并用红笔予以圈点。

不久后，胡风参加了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这位从黄冈蕲春县走出的诗人，见证了崭新历史的开端。他激动地写下《时间开始了》长篇政治抒情诗，礼赞新中国的成立：

“一刹那通到永远——

时间

奔腾在肃穆的呼吸里面

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辗转数月回到祖国，科学强国抱负有了施展的舞台。“一五”时期，“工业血液”石油十分短缺，当时盛行“中国贫油论”“东北贫油论”的悲观论调。

中国走煤炼油工业的路子，还是弄清楚国内油气资源、走开发天然石油的路子？毛主席和党中央迫切希望心中有个底，以便制定合理的能源政策。毛主席曾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

李四光依据科学理论，明确判断中国油气资源蕴藏丰富，提议抓紧做好全国范围内的石油地质勘探，打破偏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面。最终，我国地质工作者勘探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李四光长期掩藏在心中的一个愿望。他曾对夫人许淑彬说：“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但很长时间以来，他自认为条件不够，没有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后来，他经过认真考虑，于1957年正式提出入党。

曾培养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知名学人的熊十力，最终受邀北上任教于北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自觉垂老时光不多，在10多年间笔耕不辍，写下《原儒》等十多部著作。

作为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和阐扬人，他以对中国哲学的新理解、对中国文化真精神的发掘，而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生命，以东方哲学之精华而对应、会通西学东渐的文化趋势，以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阐发而保卫中国文化精神，重新发现并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找回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曾经立志“教育救国”的王亚南，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中央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

担任校长期间，王亚南爱才惜才，是一位“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日后的厦门大学成为“南方经济学重镇”。

在厦大，王亚南把当时生活无着落、正在摆小摊的陈景润，安排在厦大图书馆，只让他专心研究数学。几年后，在华罗庚和王亚南力荐下，陈景润被调到中科院数学所，从事数论研究，最终摘取哥德巴赫猜想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王亚南不愧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家，他懂得价值论，懂得人的价值。”作家徐迟在报告文学中写道。

1957年，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王亚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他才知道：在一次华东区的省委书记座谈会上，毛泽东曾问福建来的同志：“王亚南入党了没有？”福建的同志说，“还没有”。

毛泽东便说：“你们不敢介绍啊？我介绍！”

百年见证：盛世如先烈所愿

“红安的革命烈士是10万人还是8万人？民政部门有没有统计？”1956年4月，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第一次回乡探亲时，询问红安县负责同志。

得到的回复是：经调查登记，共14万人。

“嗯！14万烈士，红安为革命献出了14万优秀的儿女！”董必武沉重地说：“他们是红安人民的骄傲，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这里山山埋忠骨，革命年代曾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走出了223名共和国将军。

同样是那次调研，董必武在与群众促膝长谈时说：“人民群众是革命的本钱，过去打江山，我们是依靠群众；现在搞建设，我们同样依靠群众。”

然而，长期以来，红安是集革命老区、资源匮乏区、贫困地区、优抚集中区于一体的国定贫困县。就连整个黄冈，也是全国重点特困地区——有6个贫困县、892个贫困村、102.8万贫困人口。

红安有什么资源优势？当地人能叫得出口的，只有名为“红安苕”的红薯，曾是与井冈山的“红米饭、南瓜汤”齐名的红军粮。

今年62岁的老支书姚芳余，却不愿提起过去吃红薯的苦日子。在红安县杏花乡龙潭寺村，他站在红薯育苗大棚前回忆说，小时候粮食不够吃，家家都拿红薯当粮食，一天最少吃两顿，“吃伤了”。

村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够吃了，姚芳余开始收村里的红薯，开着手扶拖拉机送到武汉卖，一趟能赚200元，当时在工地做工一天才赚1块钱。

姚芳余旁边的育苗大棚，属于红安县瑞沣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党的十八大以来，红安县把“红安苕”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合作社理事长姚峰通过发展红薯种植、种苗加工、龙虾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带动当地9个易地扶贫搬迁点的贫困户就业增收。

2013年，周德顺从水产养殖转型红薯种植，跟朋友到红安承包土地，由于不懂种植方法，第一年就亏了约300万元。

之后，湖北根聚地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德顺，寻找科研院所改良品种，投入1000多万元，把传统不稳定的地窖储存红薯方法，变成智能的仓库储存，解决了工业化生产的原料储存难题。

2017年，他们参与到红安的产业扶贫中，跟24家合作社建立合作，带动村民种植红薯12600亩，由承包种植转型为合作种植，为农户提供种子标准化服务、聚焦品牌和销售，发挥企业的特有优势。

近年来，他们通过研发将红薯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生全粉，让“红安苕”具有更大的市场想象空间。

2020年，黄冈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百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更大的变化正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发生。

5月下旬，麻城市堰头垸村下着小雨，一座干净的庭院屋内，摆放着当地的土特产和工艺品，两间小屋内放置着直播设备。

周红英是这个村的网红“带头人”，她年轻时到过武汉、广州等城市打工，2011年回村开起小超市。刚开始，她帮村民网购，后来参加了当地政府组织的电商培训，2016年尝试在网上卖山货。

开店4个月就赚了3000多元，周红英回忆起来仍然很激动。到了2018年，她已积累1000多个客户，当年赚了5万元。一年后，她又试水直播卖货。如今，年营业额达到二三十万元。

堰头垸村支书杨作柱介绍，从去年开始，麻城市重点打造“网红经济”，村里100多位妇女借着政策东风，成为带货网红。这些妇女逐渐忙碌了起来，每年能为家庭带来数万元收入。

1919年，闻一多在家书中写道：“故每归家，实无一日敢懈怠，非仅为家计问题，即乡村生计之难，风俗之坏，自治之不发达，何莫非作学生者之责任哉！”

改革开放后，由于巴河黄沙市场走俏，闻家铺村形成了采沙、运沙、卖沙等一条龙产业链。“我们说挖的沙不叫黄沙，都叫黄金。”村支书徐章洪告诉记者，后来村民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从以前“靠沙吃饭”，转型进入建筑行业或在当地造船厂做工，每年能赚七八万元，村里盖起小洋楼。

今年以来，黄冈提出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破、发展突围，破“固步自封”之冰，突“县域经济不强”之围，打一场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战、攻坚战。

在此过程中，罗田县正围绕板栗、甜柿、中药材等特色支柱产业，加大新产品研发、新营销模式创新力度；团风县推动钢结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打造武汉城市圈创新成果转化区；黄梅县打造新能源、新材料两个百亿产业，加快“新树长强枝”；武穴市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百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已让闻一多忧思的“乡村生计之难”成为历史。

（本文采写参考了《陈潭秋传记》《李四光传》《王亚南传》《熊十力传》等 记者完颜文豪、徐海波、张典标）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玉门：不再“一油独大”的日子

玉门老城一度荒芜。但现在，人气儿就像戈壁滩上嫩绿的骆驼刺一样，结成簇顽强地长了出来。

河西走廊西端，祁连山余脉之上，玉门老城依油田而兴。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油田，石油工业曾是玉门的支柱，但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石油的逐渐枯竭，玉门也进入艰难的转型期。

2003年，玉门老城常住人口“各奔东西”，市政府在老城西北约70公里处建设新城区，油田职工的生活区则东迁百公里至酒泉市。从此，围绕工厂的生活群落被打散，大量房屋空置，房价跌至白菜价，老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空。

在玉门老城十字路口，能看到一尊巨大的石油工人像。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摄

在玉门老城十字路口，能看到一尊巨大的石油工人像。这尊红褐色的石像在老城的主路上，南北向的主路贯穿整个城区，从北向南，依次是工业区、中心城区、空房居多的居民区，以及最南端仍在开采的老君庙油田。

玉门新城，现在已成为欣欣向荣的城市，巨大的风力发电机像一个个白色巨人，环绕着城市。老城区的人气也在恢复，工业园区引进了化工等产业，一些老石油办公楼成了工人宿舍，街道边的饭馆超市、书店和快递站都开了起来，中心路口的老商场现在成了火锅店，楼上还有台球室，老商场下面正对着搭起两排预制板房，排列着水果摊，衣服摊，烤串店和电子用品店。摊主们晚上11点才撤，他们的客户是穿着蓝色、绿色或红色工装的人，工厂24小时运营，随时都有下班的人。

有老玉门人说，油田在总产值中的占比逐渐缩小，“离开油田不能活”的日子正在远去。

工业园的人气

9月10日正午，空旷的玉门老城工业园日头不大，风中飘过化学原料的细微气味，工人们坐在预制板房屋檐下抽烟。他们前面几米是“勤业化工”。

工商信息显示，甘肃勤业化工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注册，注册地是玉门老市区管委会5楼，由上海和江苏南京的两家公司控股。

一位老师傅告诉记者，他本在家乡连云港的化工厂工作，2019年3月江苏盐城响水天嘉宜化工厂发生爆炸，不久后连云港的化工厂也被清退，他就经过老板引荐，到了甘肃玉门的这家化工厂。“爆炸后更多江苏老板到甘肃投资了。”

江苏师傅说，工厂每月给他们上五险，开七、八千元的工资。“而本地工人的收入比我们外地人稍微少一些”。

一名玉门本地工人告诉记者，他的家安在新市区，每周坐车70公里到老市区上班，工作日住在工厂提供的宿舍里。他指了指不远处的一栋建筑。“集体宿舍，以前的老房子，刷个墙装个暖气就住上了。”

“走了石油鬼子，来了化工鬼子。”一位玉门当地人说。在玉门人嘴里，“鬼子”用来表达羡慕。“在老玉门，石油工人工资高，福利好，其他人就叫他们‘鬼子’”。

勤业化工的宿舍在几百米外，是一栋三层小楼，有玻璃天顶和淡黄色的外墙瓷砖，旁边的配楼有红色的房顶和圆形的窗户。在宿舍旁，一名工人坐在电动车上，正等妻子出来一同去上班，他告诉记者，他今年56岁，和妻子一起从江苏到玉门打工，“来这边的都是年纪大一点的工人，年轻人少。”他说，宿舍免费，他自己的收入有七八千元，妻子的少一些，“我们工种不一样。”

曾经的一油独大

如今，在玉门老市区的西南端，老油田已经建成了红色旅游景区。

平整的水泥地平台中央，有石碑刻着“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摇篮”，和“1939”，边沿是山崖，围着木质护栏，供游客凭栏远眺。在山下，是重建了的水坝和窄渠的石油河，在河的对岸，是红褐色和褐色的群山，以及四处点缀的白色油井。

山被削平，钻探石油的磕头机随处可见。“老君庙油田冲断带采油平台”这个红色的招牌架在山坡上。

在玉门老市区的西南端，老油田已经建成了红色旅游景区。“老君庙油田冲断带采油平台”这个红色的招牌架在山坡上。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摄

玉门老城是依托于油田而建的。石油工人最初住在山崖底部的窑洞，几十年的发展后，他们住上了苏联建筑风格的小楼房，围绕着玉门油田，也建起了“三产”企业。

上世纪80年代初，陈澍出生在这里，他的父亲是甘肃晋宁人，上世纪70年代，来到玉门当了石油工人，他母亲也随着搬到玉门安了家。陈澍在1997年放弃了招工机会，离开家乡，成为了一名摄影师。

“房子是单位分配的，住在矿区，每个矿区都有家属院，有点像以前的部队大院的那种感觉。所有生活用品、日常开销都由单位根据工龄进行发放，小到一块肥皂，大到烤箱。那是90年代初，我家里就已经有烤箱了，可以吃到烤鸡翅。”他说。

陈澍说，在国庆、春节等节假日，他父亲的单位还会发礼品，他回忆，夏天他家里没有买过西瓜，“单位一发就是一袋，一袋有7/8个。水电暖气也都不需要额外花钱。”

刻着“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摇篮”的石碑，显示玉门油田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油田的历史意义。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摄

陈澍在油田的学校读到高中毕业，他记得，每个单位有自己独立的保卫科。“生活在那边感觉不需要和外界产生很大的联系，你想要的那里都能给你。”

数据显示，在整个二十世纪，第二产业都是玉门的支柱产业，其中石油贡献最大，被视作“一油独大”。1980年，第二产业在玉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78.4%，石油工业在其中占比81.28%，到了1987年，情况只有少许变化，第二产业占比71.4%，石油在其中占比81.03%。

枯竭的代价

玉门老城区因油田而兴，也因油田而衰。

上世纪九十年代，玉门油田进入开发后期，产量下跌到历史最低谷。石油工业的发展中心也转移至其他地区。记者获悉，自1995年开始，就陆续有近6万名玉门油田职工和家属迁至大庆、新疆等地的油田，令玉门老市区人口锐减。

而当时恰逢国企改制，这对玉门为服务油田开采而兴办的国有化工、石化下游开发、以及商贸服务企业带来了冲击，引发“下岗潮”。

在2001年8月玉门市政府调研室编制的《玉门市城市工业可持续发展座谈研讨会资料汇编》里，提及了当时的国企困境：“近年来，我市先后5户企业破产，7户企业关停，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即是产品成本高，缺乏竞争力，最终被市场所淘汰。尤其是化工厂，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产品‘玉皎’牌元明粉获国优产品，出口免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知名度，曾是我市最大的出口创汇企业。可是因为规模小，产品成本高，比同类产品吨位成本高出80元，加上运距远的劣势，亏损严重，资不抵债而破产，最璀璨的明珠陨落了，成为我市的一大遗憾。”

2013年8月19日，时任玉门市委书记雒兴明发表在《酒泉日报》的署名文章《我所亲历的玉门城市变迁——写在玉门市政迁址十周年之际》，披露了2003年迁城之际的社会背景。雒兴明写道，“油田实行产业战略转移之后,玉门原有的经济基础全垮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地方经济结构失衡,产业萎缩,社会资产迅速贬值。接着人才外流,社会矛盾凸现,失业率急剧上升,群体事件增多,社会负担加重。市属的52家企业几乎全部破产倒闭，8600多名职工下岗。当时百货公司4000多万的资产，拍卖时280万都没人要，城区个体工商户半年时间减少了3500户。”

雒兴明的文章里面，还提到了玉门老市区的环境问题：“玉门市区平均海拔2500米,空气含氧量低,且处在地质断裂带上,地震频发。城市地表水有害物质严重超标,空气污染严重,自然条件差,环境恶劣,市民健康水平低。”

发表于2017年的论文《甘肃省玉门市转型过程中土地利用对生态环境影响研究》中提到，玉门市周边油矿的开采，对原有土地的植被和地质地貌造成了严重影响，致使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据玉门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玉门市分别在 2002 年和 2006 年两次发生了重大泥石流灾害。

流经老君庙油田矿区的石油河，是玉门老市区的主要水源。根据《甘肃省环境状况公报》，选取距离玉门老市区最近的石油河西河坝桥检测点，2009 年之前，玉门市石油河水源地西河坝桥地表水质为劣五类，水质评价为超标，其主要超标项目是化学需氧量、总磷、挥发酚等。

2008年，玉门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

老城房价复苏

2003年，3万名玉门油田职工离开老市区，东迁百公里，被统一安置在酒泉市肃州区的生活区里，而玉门市政府决定西迁70公里，在玉门建设新城区。记者获悉，玉门新城区建设之初，就进行了“一区三园”的规划，即一个经济开发区，三个工业园区，而玉门老市区被规划为三个工业园区之一，设立副县级管委会。

居民走了，工厂还在。油田职工通勤百公里上班，后来形成了工作日在老城租住，周末放假回生活区的习惯。

座落在老市区的图书馆，斑驳的外墙记录着历史。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摄

上了年纪的玉门市民，都还记得老市区迅速清空时的场景。首先是房价跌得离谱，在2003年迁城之初，玉门老城区每套房子价格低至2000元。“很多人买了房子拆掉，因为钢筋都比房子值钱。”在工厂打工的一名老玉门人说，大多数老市民搬离了老市区，把家安在新市区，即使还“留守”的老人，他们的孩子也都在新市区买了房。

不过，到了2019年，房价开始显著回升，从2000元升至1万元每套，到了现在，每套价格达到2万元。记者获悉，玉门老市区成套或成栋出售，而不是按照平米数计算价格，是因为房子过去大多是企业公房，普遍是50平米左右大小，且户型单一。

玉门老市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王波告诉记者，房价的上涨，与政府多年来努力招商有关。老市区工业园如今已经有52家企业，多数为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企业，在2020年总产值达到120亿。

王波介绍，在老市区工业园里，还建设了西北五省最大的危废固废处理厂，年处理能力达到13万吨，可处理危废固废名录46类中的44类。

工业园西北方的“鲁玉能源”老板蔡文钊告诉记者，2015年冬天打算投资建厂时，他走访了多个石油老产区，“货比三家”最终选择了玉门。

“主要是营商环境比较好。”蔡文钊说，玉门土地和税金的优惠都比其他地方大，政府审批办事效率也高，“咱们老市区和政府帮了不少忙，管委会的服务也很到位，号称‘店小二’”。

最吸引人的是房屋的租金。蔡文钊说，2016年工厂建好后，招收的本地工人占60%，从新疆调来的工人占20%，应届大学生占20%，为了解决这几百工人的住宿，工厂租了市中心位置的一栋小二楼，里面有56个套间，10间办公室，租金每年6.5万元。平均下来，每套房子每年租金100元。

王波说，改造宿舍楼时，工厂只需要负担室内装修，管委会配套修正房屋的上下水和保温设施，“租金这些年都没有涨。”

蔡文钊告诉记者，他们工厂的员工首选去新市区买房，因为那里教育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新与旧

经过近20年的建设，玉门新市区有了崭新的柏油路，前卫的高楼和公园，用花坛装饰的广场，热闹的夜市。

欣欣向荣的玉门新城，巨大的风力发电机像一个个白色巨人，环绕着城市。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摄

石油工业也不再是城市的全部。记者从玉门市政府获悉，在2021年上半年，玉门的石油化工、煤化工、新能源、矿业、装备制造业、农产品和其他产业的产值分别为64.2亿元、21.5亿元、10.6亿元、1.98亿元、2.1亿元、1.37和1.68亿元，估算下来，石油化工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2%。

玉门市政府工作人员介绍，玉门市新城的地理位置，对于发展风电、光电等新能源产业有先天优势，如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 2021年重点任务，将会为新能源产业带来机遇。

“从长远发展来看，(搬迁)对玉门是有好处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型城市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文忠告诉记者。

张文忠说，玉门是典型的资源城市，基本遵循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城市生活是为石油生产服务和配套的理念，城市的基本功能是缺失的。随着资源枯竭，与之配套和服务的生活功能由于人口的减少也自然衰退，加之玉门老城区位偏僻，以及地形和用地等制约，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影响。2003年搬迁到新址后，交通区位得到了改善，包括用地等;对外联系也明显改善。

玉门的搬迁并非孤例，张文忠说，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数量多，且集中于中西部地区，涉及人口多，是我国区域协调的难点和重点地区，推进转型发展，有利于推进解决资源枯竭地区的人口就业、社会民生等问题，此外，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还可改善发展环境，有效缓解人口减少和人才流失，有利于培育接续替代产业，如旅游业、农产品深加工和服务业等，增强发展动力，以及推进转型有利于实现“双碳”目标。

在玉门老市区，老城不止建筑风格复古，生活方式似乎也停留在10年前。没有网约车，没有外卖，街上行人多数是工厂员工，就连接送游客的包车司机，也穿着一身蓝色的工装。

这位司机五十多岁了，脸被戈壁上的烈日晒成枣红色，他是玉门老市区的常住居民，前几年还开着卡车进山运石油，如今年纪大了，就买了私家车拉游客。

在工业园区域，不少空地外有围墙，司机说围墙里曾经满是居民楼，后来房价太便宜，为了卖钢筋和砖头就拆了。面包车驶过老市区中心的十字路口后，路边的空楼多了起来，一片广场正在重建。往日热闹的油田家属院、招待所、图书馆、理发部、餐厅和油田医院，如今都在静静矗立。

记者 苑苏文 实习生 韩梦

编辑 胡杰 校对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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